Teddy bear兄你好：

　　收到你的來信，我很高興。仔細拜讀後，覺得信中的思想性很強，能有機會就學術上的問題向Teddy bear兄學習，使我受益匪淺。

　　我非常感謝北方網給了我與Teddy bear兄相識的機會，我們有共同的愛好和共同的熱血，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成爲很要好的朋友，並且能爲創造出來一個全新的自由環境而共同努力。因此，希望Teddy bear兄能經常寫信來，就叫我Junis好了，因爲這就是我的英文名，被這麼稱呼我感覺很親切。

　　前兩天，瀏覽論壇時，一時有感而發，寫了《讀‘中國爲什麼落後於日本’有感》。沒想到這篇拙作竟得到了各位好朋友的強烈關注，我實在感覺受寵若驚。說實話，我當初寫這個帖子時，並沒有考慮太周詳，內容也是對事不對人的，如果其中有言辭過激的地方，還望Teddy bear兄海涵。

　　古語有言“弗知而言爲不智”，而我看過《中國爲什麼落後於日本》這篇文章之後，就深切的感覺到，文章的作者正是犯了“弗知而言”的小毛病。文章的初衷是好的，想要喚起國人的良知、增強自信、摒棄鄙陋、改革創新，但作者缺乏必要的知識和常識，沒有把文章寫深寫透，舉的例子更是有失偏頗。全文前半部分過於“右傾”，完全沒有民族氣節，自認中國人從天性從文化根基上就劣於其他民族，被侵略也被他說成了罪有應得；後半部分又過於“左傾”，幼稚的認爲中國人只要經歷了“弱肉強食的競爭淘汰”，就能優生出具有競爭力的中國人，甚至可以侵略其他國家“雪恥”。嗚呼哀哉，一篇很好的題目就這樣被歪曲糟蹋了。

　　於是，我跳了出來。爲了避免我們的論壇，被人誤認爲水平太低，任由如此劣質而且存在嚴重原則錯誤的文章在論壇上流傳，而沒有人能出來指正。

　　我寫了幾句激烈的感想，想要作者理解我的想法。因爲在我看來，喚醒人的思想，就得投出匕首，而不是癢癢撓。

　　我的認識就包含在《讀‘中國爲什麼落後於日本’有感》裏，Teddy bear兄能對我的觀點給與支持和理解，很讓我欣慰。Teddy bear兄在信中所提到了有關“儒學”的看法，在此我也想把我在《讀‘中國爲什麼落後於日本’有感》中未能詳述的觀點，和Teddy bear兄交流一下，取長補短，偏頗之處還請Teddy bear兄指正。

　　《中國爲什麼落後於日本》一文中，如何將“儒學”進行了三分法，我已經記不清了。既然Teddy bear兄提到了“道德掛帥原則”，那麼我就從“儒學”中的“德”說起。

　　儒家的各種著作中，並沒有給“德”一個很明確地解釋，綜合從孔孟到明清各家各派的理解，儒學中的“德”可以包括：仁、義、禮、智、信、忠、孝、節，幾方面的內容，“德”在儒學作品中大多數時候是指一種行爲準則，如果從字面上將“德”理解爲道德也還算合適。在歐洲早於基督教、在中國早於儒教。宗教常常把一些普遍的道德規範納入自己的體系之中,對各種倫理規範進行“包裝”，從而加強自己的生存力。至於孔子創立的“儒教”,則是一種世俗的宗教,是對夏、商、週三代就已經存在的道德規範的概括和體系化。只要看一看有關夏商周時代的歷史資料，我們就會發現那個時期雖然還沒有出現孔子孟子的儒學思想，但在實際生活中，人類已經在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許多道德準則來規範自己的生活了，而這些道德準則無疑不成爲了此後各種宗教學派的理論基礎。如果我們作一認真的思考,就不難找出儒教所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等道德規範的生物學和社會進化論的起源或基礎。可以想象如果我們打破了這些道德規範的限制，我們的世界會變成怎樣？我們可能會象土著一樣認爲人吃人是勇敢的表現，或是認爲父女亂倫是正常的性生活，亦或是可能把象小良那樣不忠不孝的傢伙奉若自由的神明。

　　我相信Teddy bear兄並不是希望社會變成這種樣子吧，人類社會無論發展到何種程度，道德仍然是保證人類進步發展的重要基礎。既然人人都要遵守道德規範，那麼做得好的人，有道德的人爲什麼不應該被我們敬仰呢？其實認爲有德者應該被敬仰的，又何止僅是中國人，就是美國這樣的自由國家，不也是需要道德水準超過常人的人來做領袖嗎？克林頓因醜聞，被媒體不斷曝光，並受到國人的唾棄，不正是美國人民要求領袖提高道德水準的具體表現嗎？事實上，當今的西方社會在痛心疾首於本國人民道德淪喪的同時，已經開始將目光投向了中國的儒家學說，事實證明，中國儒學所擁有的“統一性”和“不變性”，正是民主國家克服無政府主義和自由散漫的法寶，是保證社會進步健康發展的良藥。另外，在經濟領域中我們也能找到“儒學”思想被重視的例證，例如“人本管理”理論這樣全世界都認可的先進的管理體系，衍生它的基本理論就正是儒學中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民本政治”理論。既然，全世界都回過頭在中國傳統的“儒學”中尋找治世救世的理論，作爲中國人我們又有什麼道理輕視或者反對我們寶貴的文化遺產呢？

　　中國歷史上曾經有兩次轟轟烈烈的反對“儒教”的文化運動，一次是“五四”運動，另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否定普遍的人性、激烈地批判傳統,但是他們利用的恰恰是儒教傳統倫理中的“忠誠”的觀念來煽動紅衛兵;“鬥私”的口號也只是“克己”的傳統倫理的翻版;“團結”、“搞五湖四海”的口號更是來自於“和爲貴”；“天下爲公”；而“獻身”、“犧牲”等道德口號也已經不是什麼新事物了。名義上是剷除舊道德觀念的“文化大革命”,實質上不過是一種被人粉飾之後利用的儒教思想工具罷了,它的作用就是幫助“四人幫”達到一時的政治目的。

　　在我的理解，Teddy bear兄所反對的“儒教”或者“儒學”，可能更接近於“五四”運動時期的思想。然而，新文化運動中的反儒理論，只是以反“儒學”爲表象，本質上反對的則是封建制度和“禮教”。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解釋有四大特徵。第一，新文化派在批評中所說的“儒學”或“孔子之道”、“孔道”、“孔教”、“儒教”等實際上指的應該是封建禮教。第二，新文化派從不否定儒家學說的歷史價值，但反對用宗法社會封建時代的道德來支配現代社會。第三，新文化派的“非儒”言論大都針對當時尊孔復辟的逆流而發，具有鮮明的現實色彩。第四，新文化派即使在態度最爲激烈的時候，也總是反覆申明自己並不是真的反孔子或儒學。(歐陽軍喜在《歷史研究》今年第3期)。歷史證明，“儒教”只有被統治者利用，變成統治的工具，片面地誇大“忠孝禮義”，而追求“存天理滅人性”，形成“禮教”的時候纔是毒害人民的罪魁禍首，它產生的根源在於極端集權的統治者和封建的制度，與“儒教”宣傳的道德觀念並沒有什麼真正的聯繫。

　　剛纔說了說“儒教”中的道德準則，下面再說說“儒教”對商業以及現代化發展的影響。

　　儒教中的確有歧視商人和商業活動的觀念,在中國傳統社會也的確形成了士、農、工、商的等級秩序。但是,這不能說明全部問題。儒教傳入日本也同樣傳播了輕商的觀念,幕府時期也同樣形成了士、農、工、商的等級秩序。然而在幕府晚期,不僅商業活動大大擴展,而且出現了許多類似西歐自治城市的城下町城市。其原因是日本當時的制度結構容許民間活動的相對自由。這與中國封建社會和朝鮮李朝時期的情況是不同的。在中國封建社會和朝鮮李朝時期，政治權力和制度結構限制了社會發育,官營企業佔統治地位(唐宋時期官營企業已是“主體”)，行會與官僚的勾結壓抑了經營自由,政府的邊境封鎖以及“海禁”措施更妨礙了外貿的發展。

　　如果能仔細的研究中國的歷史，我們還可以發現，中國的資產階級萌芽恰恰是產生於“儒學”迅速發展的明末清初時期。如果“儒教”尊農抑商的觀念確實如Teddy bear兄所認爲的那樣強大，那麼這樣的事情將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說，資產階級以及資本制度的出現，有其自身內在的要求，和自身發展的邏輯，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而類似於胡雪巖這樣的商業精英受到迫害和摧殘，並不能歸罪於“儒教”在人民中的深刻影響，而是因爲集權官僚政治敵視、限制社會發育與個人自由的發展,這纔是更重要的原因。(讀到這裏，Teddy bear兄可能會針對現在的實事有所想法吧)

　　至於日本得到迅速發展，從文化層面分析的話，我認爲還要大大的歸功於“儒教”在其國家內根深蒂固的基礎。在日本，“忠”的觀念化爲對國家和自己所屬集團的忠誠，加上社會普遍重視的“信”與“義”，超越了宗族血緣倫理，成爲資本主義性質的契約關係和商業交易關係的有效倫理。在中國精英層不受重視的勇、武、剛、強、毅等武勇價值，在日本則受到重視，而且較易導入基於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之上的資本主義競爭原理。著名學者溝口雄三認爲，日本儒教倫理與江戶時代的世襲階級社會有深刻的聯繫，這種倫理非常易於適應日本的工業化。

　　當今，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以及新加坡、韓國等國家與地區的現代化運動中，民間社會的儒家倫教的積澱仍然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文化小傳統中，勤儉、重教、敬業、樂羣、和諧、互信、日新、進取的觀念，無疑是經濟起飛的文化資本。這些文化小傳統，與儒家精英、文化大傳統是密不可分的。從長遠的、健康的、高品質的社會目標來看，儒家“仁愛”思想可以純潔世道人心，整合社羣利益，調整人與天、地、人、我的關係，克治自我中心和極端利己主義。“恕道”對於環境倫理、全球倫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有助於全球持續性地發展。“誠敬”、“忠信”思想有助於整頓商業秩序，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並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進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價值觀、義利觀和人格修養論，有助於克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坑蒙拐騙的行爲。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儒教”在私有化改革、現代化建設、以及民主自由體制的維繫上，應該是“利大於弊”的，並且在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是人類的自私心。”這句話，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韋伯在上個世紀50年代說的。不過，韋伯學派的其他兩位著名學者，熊彼特和希爾斯很快修正了他的這種說法。熊彼特認爲,對資本主義發展起了作用的是傳統社會的一些制度與結構；希爾斯在他的名著《增長的社會極限》中,強調的則是傳統社會的倫理資源。希爾斯指出，“市場經濟在其早期階段的成功”,是建立在“前市場社會的精神氣質的肩膀之上的”。他同涂爾干一樣認爲,傳統道德給予個人慾望和行爲的限制非常重要,沒有這些傳統宗教信仰中的“美德”的作用,僅僅通過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自私動機就很難達到有益於社會的客觀效果,資本主義也不可能成功。他認爲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重要的傳統道德因素有五個:“真誠”、“信用”、“承諾”、“約束”、“義務”。而事實告訴我們，這五個道德因素在“儒教”中早就存在了,根本不是隨着現代化過程而產生的新倫理因素。

　　無論怎樣，真正的“儒教”宣傳的並不是“假大空”，而是“真善美”。只有別有用心的獨裁統治者或者象“四人幫”那樣的跳樑小醜，纔會歪曲誣衊“儒教”的思想。現代社會中存在的對人民危害最大的就是腐敗，但腐敗不是“儒教”中的道德標準，而恰恰是“儒教”道德淪喪的表現。想要克服人類的劣性(不只是存在於中國人身上，而是全世界的人身上)，避免欺騙和爾虞我詐，使競爭公平有序，我們非但不能反對或者打倒“儒教”，更相反我們要堅決維護、建立和發揚光大“儒教”的思想精華。

　　最後讓我借用韓國總統金大中，在《文化決定命運嗎？》一文中的話結束我的論述，希望我們能更加深化自己理論，使我的真正發現社會中的癥結，使得鍼砭時弊也能做到有的放矢。

　　在建立牢固的民主制度和增進人權方面，亞洲不能再浪費時間了。最大的障礙不是文化遺產，而是威權主義領導人及其辯護士的抵制。亞洲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區提供很多東西。它趨向民主的哲學和傳統等豐富遺產，可以對全球民主的發展作出意義重大的貢獻。文化並不決定我們的命運，決定我們命運的是民主。……金大中

　　Teddy bear兄，我的信就寫到這裏吧。真心的盼望能得到你的回信。我的這封信中大量引用了別人的論述和觀點，確有拾人牙慧之嫌。不過這些也是我所欣賞的理論，希望能對你我的思想有所補益。

　　此致

　　敬禮

　　Junis

　　2002.06.07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