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摩托羅拉到曲波

　　摩托羅拉對天津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10年來，摩托羅拉在天津建成了亞洲通訊產品和半導體集成生產中心兩大基地，總投資擴展到34億美元。去年摩托羅拉上繳稅收爲50億元人民幣，佔天津財政收入的1/6左右。天津市市長李盛霖曾將一把金光閃閃的鑰匙交給摩托羅拉公司董事長兼CEO高爾文，宣佈他獲得了“天津市榮譽市民”的稱號。但即便如此，外界仍懷疑：“天津，能永久留住摩托羅拉嗎？一旦摩托羅拉出走，天津將面對怎樣的局面？”

　　過去，天津常常自豪於自己的區位優勢：東邊是北方最大的港口——天津港，擁有我國第二大集裝箱碼頭；西北邊的天津國際機場有中國最大的航空貨運中心(據說那裏也是當年俄羅斯倒爺的發家地)；京津唐高速公路橫貫東西，距北京只有一兩小時的路程。但是，類似的優勢其他城市也有。比如蘇州，除了不直接擁有港口外，其他的區位優勢一點也不輸給天津。而且，華東正在恢復歷史本來的經濟面貌，江浙一帶產業空間大，輻射範圍廣，配套能力強。

　　相比之下，天津似乎沒有取得長足的進步。有人說，天津近年來的境況與天津足球的表現如出一轍。“在70年代的時候，天津足球幾乎是民族英雄，當時訪華的外國球隊差不多都被天津隊拿下。但是這幾年，甲A聯賽就跟沒有天津隊似的。天津隊好像每年都去，每年都是中游，奪冠沒有份兒，降級也沒有份兒。”就像曲波，人們已經把他當成是青島的球員，鮮有人提及他的家鄉天津，以及天津足球對他的薰陶。

　　更糟糕的是，天津似乎正在喪失自己的話語權。天津現在不再是“經濟地震”的多發地帶，甚至是在一些經濟“大片”中，天津也沒能成爲主角。前段時間與日本豐田的合作，在前臺“爭名逐利”的只有一汽和豐田，日經BP社的編輯就毫不客氣地批評了天汽的“失語”。

　　“失語？”一位天津工商界人士並不認同這樣的評價，“做生意最重要的還是賺錢，北京和現代汽車的合作也很熱鬧，但現代怎麼能跟豐田比？熱鬧不等於賺錢，天津的企業相對要務實一些。”

　　他的觀點得到了陳雷的支持。作爲摩托羅拉的公關經理，原籍青島的陳雷已經認同了自己“天津人”的身份：“最近幾年，天津的市容、市貌比起北京、上海來要差一些，但是天津把錢用到了實處，比如管網建設。”務實，可能是天津工商界乃至整個城市的普遍態度。但務實是一把雙刃劍，在一些人看來，務實與保守只一步之遙。

　　沉重的翅膀

　　中海房地產曾經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開發過多處高檔樓盤，幾年前中海也涉足天津市場。但現在，中海似乎已經對天津市場失去了興趣。該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中海無意再糾纏天津市場了，“天津市場是一個畸形的市場，它直接就發展到了一個‘成熟’的階段。”

　　即便是與杭州、成都等二級城市相比，天津的房地產市場也只能用不溫不火來形容。“像成都這樣的城市，它的高檔樓盤操作空間很大，不會受到價格戰的干擾，成都人捨得花錢。而天津就不是這樣，天津人可能很有錢，但是他們卻不願意接受高質高價。”中海房地產的這位工作人員認爲，天津的開發商和消費者實際上並不成熟，所以市場纔會很平靜，沒有大起大落。這樣的成熟只是一種表象。

　　用某廣告公司負責人陳先生的話說：“一個企業經營到一定規模之後，需要打品牌，這不是表面文章而是一個氣勢的問題。都做在實處未必是好事，企業是如此，一個城市也是如此。”

　　天津人對於天津的保守，還有另外的理解。一位工商界人士說：“天津的問題出在中層，一個龐大的中層，是他們產生了很大的阻力。”有一個事例可以作爲這段話的註腳。天津有兩所淵源很深的美術院校，如果雙方合併將大大增強整體實力，實現“雙贏”。兩所院校的老師和領導也非常支持合併，但是問題在於，兩所學校分屬不同的系統，“合併後，會有一個主管部門失去一所大學，牽扯到了部門利益，所以合作最後不了了之。”一位相當接近真相的人士告訴記者。

　　在這方面，泰達(天津經濟開發區)倒是開創了另外一種風氣。

　　18年前，泰達還是一片鹽鹼灘，當時土地的價格是每平方米1.5元人民幣，很難想象，日後這裏會聚集150多億美元的投資。美國《財富》雜誌稱泰達是：“中國最受讚賞的工業園區。”全球500強中有34家投資於此，而且，有些企業是依託泰達才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的，比如在內地發家的頂新集團。

　　1994年丹麥諾和諾德公司準備來華投資，候選的“着陸點”有天津泰達和上海浦東。諾和諾德向泰達提出一個條件：能否幫他們獲得中國有關部委的項目審批？泰達的回答是：“不是我們幫助，而是由我們去辦。”諾和諾德最終落戶天津。如今在全國開發區都熱炒的一站式服務也是泰達率先推出的。聽起來有些誇張，在泰達，4小時可以註冊一個新公司。

　　天津一家外資銀行的負責人對泰達相當滿意，他說：“只有官員的素質提高了，才能明白什麼應該嚴格把關，什麼應該靈活執行。只有缺乏自信的官員，纔是YESORNO。”

　　泰達開發區負責人李勇向記者介紹，目前，管委會的工作人員都要經過培訓，從10天、20天的短期培訓到系統的MPA課程一應俱全。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向大家灌輸一種精神，那就是投資者就是上帝，要爲投資人服務。

　　但眼下的問題在於，泰達的思維方式能否改變整個城市的主導氛圍？

　　外資引擎與仿真的國際環境

　　泰達代表了天津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與重工業板塊的積重難返相比，天津的外向型經濟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99年天津出口總值達到110.78億美元，在全國排名中僅次於上海和廣東。

　　原先很多經營不善的企業因爲成爲外資企業的供應商而鹹魚翻身，比如原本瀕臨倒閉的天津紙盒五廠，在成爲摩托羅拉的外包裝供應商後，一躍成爲利潤大戶。有趣的是，在一些同類的案例中，合作的主角多是天津當地的國有企業。天津似乎鍾情於這樣的思路：“大量引進外資和技術直接參與國有企業的調整改造。”這與華東地區在利用外資上採取的“老鄉+老外”的道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天津商學院的王炳才教授認爲，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天津經濟的活力不足。一個地區的經濟活力，通常由中小企業體現，天津作爲一個老工業基地，工業板塊相對較大，小板塊的民間資本不發達，而在利用外資上，天津也更注重於原有工業板塊的改造升級，所以外資對於民間資本的策動不足。

　　“來天津的外企最先都是規模比較大的企業，所以也需要當地大企業的支持，”一位天津工商界的人士解釋說，“中小企業就沒有太多存在的空間。”反過來，這樣的環境也不適合中小外資企業來天津投資，這似乎是一種互爲因果的關係。

　　天津外向型經濟的模式與蘇州崛起的模式幾乎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策略。蘇州等華東地區的崛起得益於臺商的拉動，而天津的發展則要感謝諸如三星、LG這樣的公司。據說在中國136家韓資IT企業中，82%的企業分佈在華北，這與臺資企業的分佈情況剛好相反。而在這136家企業中又有64家企業在天津。今天的天津已經成爲中國國內韓國投資效益最好的城市和韓國人最密集的城市。天津目前至少有3萬韓國人，他們已經開始融入天津社會。

　　泰達負責人李勇表示，實際上他們現在也非常注重中小企業的招商。仍然以韓資爲例，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大企業已經做好了在華的布點，下一波來華投資的熱點將是中小企業。泰達已經出臺了一系列促進中小企業投資的優惠政策，希望能在新一輪的競爭中贏得更多的先機。

　　在天津著名的解放北路上，當年各大銀行的大樓依然矗立，天津顯然不希望只把它們當作萬國建築博物館。外資的拉動也使天津形成了相當完善的社會配套資源。在天津最高檔的寫字樓裏，雲集了世界知名的銀行——摩根大通、東亞銀行、法國銀行、荷蘭銀行、日聯銀行、新韓銀行、渣打銀行等等。李勇說，這些銀行爲天津構築了一個仿真的國際投資環境。無論是100多年前的銀行街，還是今天的寫字樓，天津要做的都是儘快恢復其投資中心的本來面目。

　　雙城記

　　說到天津不能不提北京，這兩座中國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之間的競合，幾十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在看得見的賽場上，京津間的快意恩仇如水銀瀉地。好比甲A聯賽，只要是和北京踢，天津的主場一定爆滿，比賽結果倒顯得無關緊要。但合作也沒有停止過，來自北京的金志揚帶領天津隊打出了近幾年來最好的成績。說到經濟間的往來，只要看看繁忙的京津城際特快列車就可以知道了，大包小包的旅遊者並不多見，西裝革履的商務人士纔是列車的主角。除了火車，京津唐公路也將兩座城市緊密地聯繫起來。

　　一些房地產商曾嘗試把天津作爲北京的“臥城”(臥室)來發展，但結果並不令人滿意。“兩個小時的路程其實很長。”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因素，比如文化。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天津與北京雖然相距只有百餘公里，但是文化淵源卻不相同。依託京杭大運河的漕運，鴉片戰爭開埠後的海運，碼頭文化和市民文化一直是天津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北京皇城帝都的淵源相去甚遠。

　　所以，產業和經濟上的京津聯動可能是更具操作性的話題。天津商學院的王炳才教授認爲，天津的智力總量、吸引資金的能力都決定了它的優勢仍然是工業，或者說仍然是製造業。特別是目前在市場上表現良好的食品加工、服裝加工，以及石油加工等行業。“這些行業的人均資本裝備水平比較高，這是一種有利的格局，”王炳才說，“實際上京、津、滬都應該發展一些資本相對密集的工業，這樣更有利於發揮出自己的比較優勢。”

　　泰達開發區的李勇表述得更爲明確，天津要成爲無線通訊和電信製造的生產基地，“簡單說，就是要把天津建設成爲手機之都。”

　　去年，國內5部手機中有1部來自天津，4臺錄像機中有1臺來自天津，3根焊條中至少有1根來自天津，這種以電子產業爲基礎的工業製造能力足以使天津傲視同儕。而在今後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將自己的優勢不斷髮揮出來，是留給天津的一個話題，這樣的話題顯然並不僅僅是針對北京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