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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
免去寒暄，切入正題，和你討論一個問題：中國經濟中供給過剩和需求不足的問題，兼說人口與汽車。
前不久在北方網轉載過一個帖子，是經濟學家討論中國GDP高增長率和低消費物價指數之間的矛盾，但沒有引起大家的重視。實際上這個爭論和fengjikou朋友提起“人口與汽車”的問題本質上是一樣的。
經濟要發展就需要增加消費———也就是需求和增加生產———也就是供給。一般來講，規範市場和經濟水平較高的國家是消費主導型，也就是需求拉動供給，而追趕經濟更多的是供給促進消費。
目前中國出臺了拉動需求的三架供給馬車———MY CAR；MY HOME；MY PC，並以此作爲產業鏈拉動整個工業的升級和發展。由此，資源配置會優先向這三大產業羣傾斜。目前初步出現了象電視機等行業出現過的此消彼長，你追我趕競爭局面的苗頭。其中在汽車領域的確存在你所憂慮的問題，供給過剩並造成資源配置不合理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和產業結構失調的局面。
這個現象和中國的人口問題一樣是個矛盾長遠來看，經濟增長最終是要依靠人口增長的。現在很多發達國家最頭疼的不是技術進步而是怎樣鼓勵人們多生孩子。而中國則需要增加城市人口增長率，限制農村人口增長率的方式以便完成人口結構的調整和素質的躍遷。而這在政策上操作起來有很多困難。人口總量越少往往調整越容易完成，所以馬先生在新中國剛成立資源還很貧瘠的時候呼籲限制過度的人口增長。
至於目前的供給過剩(汽車)，應不應該限制，怎樣限制的問題個人以爲在貨幣資源配置和行政政策方面不應該強行限制，因爲那樣會限制整個汽車產業的發展，可以適當設置技術壁壘來限制市場參與，規範汽車產品指標，保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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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jikou)
仰望星空，你好！謝謝你給我發帖，我想這個題目大家一起討論爲好，實際上北美的朋友很快響應了，說明大家關心這個非常宏觀但又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
積累和消費是國民經濟調控永恆的主題，政府要員和經濟學家無不關注這個問題。我不是學經濟的，因此不能很好的從理論上和你探討，但我願意通過討論學習一些東西，還望得到你的指點。
中國現在的確面對很高的GDP增長率和低消費物價指數之間的矛盾。
去年國內生產總值躍上10萬億元的新臺階,達到10239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43202億元，增長16.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0911億元，增長8.8%。住房、通信、旅遊、教育、汽車等消費熱點逐漸形成；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充分發揮國債投資的帶動作用，積極啓動民間投資，2002年發行長期建設國債1500億元，帶動經濟增長2個百分點；全國財政收入18914億元，增長15.4%；支出22012億元，增長16.4%。財政收支相抵支出大於收入3098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實際增長13.4%和4.8%。
在一系列積累和消費數據的背後，看到我國政府的努力和顯著成績。與此同時，2002年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上年下降0.8%。其中，城市下降1%；農村下降0.4%。商品零售價格下降1.3%。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2.2%。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下降2.3%。固定資產投資價格上漲0.2%。居民消費價格中，服務價格上漲1.8%。呈現總體下降，局部微弱上升的局面，矛盾清晰顯現。
衆所周知，只有加大積累和投入，才能保持GDP穩定增長和國民收入大幅度增加；與此同時，只有刺激和擴大消費，才能保持需求和供給的相對平衡。中國1992年的迷茫和朱總理上任初期面對困難正是表現出當時國家積累和消費出了問題，當然還有當時的政治和其他因素。
當前，我國在積累投入方面的成就十分顯著，消費不足是突出矛盾。積累和消費是一對孿生姐妹，互爲依託，理想狀態是良性互動。通常，拉動消費主要靠擴大內需和增加出口兩個車輪。
擴大內需的方式國家用了不少，如你所說，MY CAR,MY HOME,MY PC，就是當前的熱點，起了很大推動作用。但是，總體上仍顯乏力。2002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突破4萬億元，達到40911億元，比上年增長8.8%。其中，城市消費品零售額25898億元，增長10%；縣及縣以下消費品零售額15013億元，增長6.8%。國家消費價格指數下降就是最好的晴雨表。我認爲，主要矛盾在於城市大多數人購買力不足和廣袤的農村購買力低下，特別是後者(僅增長6.8%)。中國城市化的步伐必須加快，農村人口必須儘快向城市轉移，中小城鎮必須向特大型城市聚集。中國內需未來的希望，在於經濟和產業紐帶下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和結果。當然，還有更爲複雜的其他問題。
出口是擴大消費的另一個車輪。2002年我國對外貿易高速增長。全年進出口總額達620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1.8%。其中，出口總額3256億美元，增長22.3%；進口總額2952億美元，增長21.2%。出口已經成爲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撐，可以說是半壁江山。但是外貿依存度的提高，使中國面臨很大的風險，國外感冒，中國要打噴嚏。此外，入世後的WTO規則，總體上有利與我們，但是也限制了我們很多產品特別是農產品的出口，這對於剛剛解決溫飽的人口衆多的中國農村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
還是那句話，中國的任何問題離不開人口，脫離人口談問題沒有實際意義。馬寅初的觀點又和你的主題聯繫在一起了。先談到這裏，歡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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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
fengjikou，你好！
非常感謝你熱情，詳實而明晰的回覆。非常欽佩你讓事實(統計數據)說話的科學的實證主義態度，而你對經濟領域的熟悉和表達的嚴謹也讓包括我在內許多學經濟的人感到驚訝！很高興和您討論這一問題，我們可以互相啓發，互相借鑑。如果可能您可否透露一下所學的是什麼專業麼？
看了你的帖子，感覺你基本從事實層面鳥瞰了宏觀經濟層面的狀況，動態和趨勢，並提出了一些很有啓示的見解。
美國經濟學家Paul M.Johnson曾指出，中國的城市化和美國的科技創新是21世紀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動力，這和你的觀點一致。我談一點自己的看法對處於追趕經濟的國家來講，相當一個時期都會是——供給拉動需求的發展模式，也就是投資特別是對固定資產的投資要高於社會對消費部門的分配。也就是說由於中國的是發展中國家，首先需要更新設備和提高硬件設施檔次，而不象發達國家已經基本完成基礎設施建設只需要修修補補。所以在各個產業部門的成長分析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比消費部門的增長率高許多。由於資本·工資比率較低，國家的資金優先建設大型項目，企業的利潤優先投資設備和擴大生產規模，所以企業員工，包括通過稅收等手段向非生產部門(農村等弱勢人羣)的再分配和收入往往增加不多。造成平均消費能力增長乏力。
出口加上公共投資就是日本當年的經濟發展飛躍模式。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到這種模式存在內在的機制缺陷。其就是容易出現通過金融，發行國債等方式在短期內強行添補供給和需求之間的落差。造成產業結構和消費文化畸形。這非常值得我們深思。有沒有第3出路和方法需要進行深入研究。好在我們將政策靶子定在了個體消費者上，這是個明智之舉。
另一方面，制度改革和制度創新也是難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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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jikou)
仰望星空，很聖潔的名字。以前看過你的一些文章，頭腦清晰，觀點獨到。你對文化問題的討論，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下午到現在一直很忙，坐不下來。因爲回答你的帖子需要冷靜的思考。我今天只有半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和你討論，說不定等一會要停住。在專門學經濟的人面前，我只能是個學生。我是學理工科的，業餘時間喜歡涉獵其他一些東西，包括經濟領域的問題。我覺得，學校只能給我們最基本的知識，真正的知識要通過思考，在社會實踐中吸取。譬如，我自己膚淺的文學知識主要不是來源於語文課本，而是大量的閱讀，理解，積累和心靈的感受。
言歸正傳。“美國經濟學家Paul M. Johnson曾指出,中國的城市化和美國的科技創新是21世紀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動力。這和你的觀點一致。”我和美國經濟大師的觀點相同，只能是認知的巧合。中國和美國註定要成爲21世紀最偉大的兩個國家，後者是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預言，但是它的預言不包括中國。只有Paul M. Johnson說出了正確的觀點。中國的城市化必將成爲世界經濟和社會前進的強有力的引擎。我原來打算寫一篇關於中國城市化方面的文章，一直沒有時間。
你的主題是矛盾的經濟現象，這一矛盾現象表現爲供給過剩和需求不足。應該說你抓住了中國當前面臨的一個逐漸顯現的表層和外殼，用經濟學的觀點說，就是通貨緊縮。不管高層次的經濟學界是什麼觀點，我堅持認爲我國目前已經進入通貨緊縮的門檻。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深層次的，是改革開放從初期，中期到目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必然結果。我們可以通過20多年曆史的鏈條定性和定量分析這種現象和原因，從而找出一些有意義和有啓示的結論。
拋棄意識形態，我們先確定兩種經濟類型國家的定位，你講到“規範市場和經濟水平較高的國家是消費主導型，也就是需求拉動供給，而追趕經濟更多的是供給促進消費。”那麼，發達經濟國家---消費主導型；追趕經濟國家---供給主導型。我們的觀點一致。毫無疑問，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追趕經濟國家，已經爲繁榮昌盛追趕了半個多世紀。50多年來，中國政府爲此投入了幾十萬億的(我沒有具體統計)固定資產投資，初步建立了強大的，位居世界前列的經濟體系。
消費主導型國家已經建成了高度富足的社會，在保持經濟低速增長的同時，主要思考如何最大限度拉動消費，人口拉動，信貸拉動，出口拉動，甚至包括美國式的戰爭拉動。
供給主導型國家和消費主導型國家同樣面對鼓勵消費的問題。但是，它們採取的策略，表現的形式和思考的問題截然不同。面向21世紀的中國，處於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的包圍之中，脫離世界經濟討論中國經濟是不可能的。我想，中國高層目前必須思考中國經濟當前存在的問題，也是你的主題揭示的表象。我們把國內經濟作爲重點，兼顧其他可能更便於討論。
中國的積累與消費關係一直在震盪中交互。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國力很弱，積累能力有限，消費水平很低，儘管有幾個階段的波動(包括三年自然災害)，相互關係還沒有太大的震盪。我在第6帖講的“中國1992年的迷茫和朱總理上任初期面對的困難正是表現出當時國家積累和消費出了問題”，其實是離我們比較近的時期的兩個拐點。其原因你一定知道，故不祥述。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嶄新一頁。小平同志的講話無疑是正確的。從1993年起，中國經濟出現了更高速度的增長。我國南北東西進入了高積累的旋渦，重複建設，重複投資比比皆是。由於宏觀調控不利，90年代中後期已經進入通貨緊縮。1997年開始出現的通貨緊縮延續到現在仍然在發展，其根源在於長期以來實行的高積累政策，而高積累的背後是經濟增長的質量不佳和投資效率差。在長期的高積累政策下，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不斷受到壓抑，消費投資比率不斷下降，但消費需求不足的矛盾一直被過於旺盛的投資需求所掩蓋。消費不足導致中國的生產過剩時代過早到來，過剩又導致企業效益下滑進而導致投資急劇萎縮，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顯現出來進而加劇通貨緊縮。通貨緊縮的深層次原因決定了這一壓力將是中國經濟今後的一個長期矛盾，因此需要將短期的刺激政策與中期改革目標和長期增長目標協調起來，着眼於提高增長質量和投資效率從而改變高積累政策。
中國的通貨緊縮主要表現爲你所說的有效需求不足，椐我觀察是1996年成功實現軟着陸以來形成的。從那時開始，我國政府陸續採取了一些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刺激需求、啓動經濟，如自1996年5月到1999年6月三年間連續7次調低利率(這兩年還在不斷下調)、不斷追加政府財政支出和擴大國債發行以及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工資收入等，甚至連徵收利息稅、大幅度擴大高校招生都成了刺激居民消費支出的政策手段。在這個過程中，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目標也從力求穩健轉向極具擴張性。然而，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並不明顯，居民消費和民間投資並沒有隨着這些政策的實施趨於旺盛，雖然短期顯現出一些效果，但總體上還在繼續朝惡化的方向發展。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經濟出現“通貨緊縮”的問題已經出現了七八年時間。
同意你的觀點，我們把討論重點放在消費上。恰恰消費價格水平的變化是判斷是否出現通貨緊縮的最重要依據。零售物價總指數(RPI)從1997年10月起到現在連續幾十個月下降，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樣從1998年3月起持續幾十月下降。我在第6帖提供的2002年的消費價格指數表明下降仍在加劇。因而判定我國進入通貨緊縮證據確鑿。
我看過某些經濟界人士的文章，他們否認中國經濟出現通貨緊縮。在他們看來，僅僅是物價水平的下降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只有當物價水平下滑伴以經濟衰退(經濟負增長)和貨幣流通量下降纔是通貨緊縮。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表現爲正值，而且速度還不低，因此中國經濟並未出現通貨緊縮，至多出現了通貨緊縮的某些跡象。
我覺得，這種爭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理解“衰退”這一概念。在資本主義世界早期的經濟波動中，經濟衰退一般表現爲經濟總量的絕對下降，即經濟陷入負增長。但是在二戰以後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波動中，人們卻很少觀察到這種劇烈的經濟波動，特別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衰退較少表現爲經濟總量的絕對下降，而是更多地表現爲增長速度的下降，經濟總量絕對下降的情況也不是沒有，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地區在爆發金融危機後就出現了經濟的負增長，經濟學家把這種表現爲增長速度上升或下降的經濟波動稱爲“增長週期”，以區別於經濟絕對量上升或下降的“古典週期”，而把表現爲增長速度下降的經濟衰退稱爲“增長型衰退”。依我看，把我國現在的通貨緊縮稱之爲增長型衰退未嘗不可。
在中國，儘管20世紀80年代以前經濟運行經歷了多次古典型的週期波動，但近20年來更多地表現爲增長型波動，甚至在波動相當劇烈時也沒有出現絕對的負增長。出現這種增長型而非古典型波動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爲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後經歷了罕見的持續高增長(從1978年到現在年均GDP增長率爲9%左右)，很難有什麼力量把這種高增長狀態一下子拉低到負增長；另一方面，中國政府也一直在積極地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調控，同時不斷對經濟生活中的不合理因素進行改革，經濟波動幅度日益減弱，例如1994-1996年中國經濟的成功“軟着陸”。
儘管中國經濟目前還處於增長狀態並且增長率也不算低，但從1993年開始增長率下降的趨勢也相當明顯，GDP增長率從1992年的14.2%一路下降到去年的8%。但我們必須區分其間的兩個不同階段。在1992-1996年的第一階段，經濟增長率的下降是中央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當時採取了一系列的緊縮政策來控制經濟過熱的局面。但從1997年開始的第二階段形勢出現了變化，我國政府開始採取一些措施來刺激經濟復甦。儘管擴張性政策的強度不斷加大，但經濟增長速度仍持續下跌，1997年爲8.5%，1998年爲7.8%，1999年爲7.1%，2000年以後一直在7-8%之間徘徊。這種情況清楚地表明中國經濟的確出現了“增長型衰退”。配合同期價格指數的不斷降低，通貨緊縮清晰可見。
有一個現象應該關注。爲什麼中國經濟呈現通貨緊縮，貨幣供應量仍在增加而不是收縮。我認爲，根據貨幣增長方程M·V=P·T，當以價值形式表示的總產出(方程右側)仍在增長時，如果貨幣流通速度V保持不變，貨幣供應量M增長就是一個必然的結果。貨幣供應量減少的唯一可能就是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抵消了貨幣流通量的不足。而在中國發生的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近些年來貨幣流通速度也在不斷放慢。這就意味着貨幣供應量的增加不僅要與經濟總量的增長相適應，還必須有部分增加來抵消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的影響。這樣，我們就完全可以理解爲什麼中國的通貨緊縮所伴隨的是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而不是收縮。這個問題恰恰是我國四大國有銀行的軟肋，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已經迫在眉睫。這是另一個主題，我們不在這裏詳細討論。
通貨緊縮比通貨膨脹更難治理，通貨緊縮調控不好的危害遠比通貨膨脹要大，這絕不是危言聳聽。你的議題的確抓住了當前我國社會和經濟領域一個值得警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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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
fengjikou，和你討論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經濟學一向被稱爲憂鬱的科學，但你的討論中卻時刻洋溢着生機。面對困擾和衰退，有時候最需要洋溢着生機的智慧來提示未來。有人說經濟學不善於改造世界而善於改造世界觀，我也投半票贊成票。希望我們的討論能碰撞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以引起大家的關注和思考。
今天由於時間關係，不做長篇討論了。對於消費和創造有效需求的問題上我們基本統一了。歡迎加入後凱恩斯主義的陣營！
就你所談的內容提出幾個新的問題作爲簡單的回答：
1、中國經濟的追趕路徑應該採取(或者說順應)什麼樣的方式？
所有的經濟政策都是爲了維護一個良好的經濟環境，而這一切的基礎又是探求對追趕經濟來說，是否存在穩定的增長路徑以實現從低態均衡向高態均衡躍遷(進入經濟發展的高速公路)。
如果本來就不存在所謂穩定路徑的話，那麼追趕經濟的主要政策目標就是提高經濟增長率，減少完全失業和解決發展不均衡問題。這樣一來，消費的主角就是政府和富人(不僅是貨幣資本)。以此來引導消費或者說創造對普通人來說的美好生活憧憬。我認爲這一模式基本正確。
2、貨幣方程中流通速度放慢的證據是什麼？希望能解釋一下。
3、對於貨幣方程指出一點：
方程中的M是抽象貨幣而不是實際發行的紙幣。假定實際發行紙幣爲Mo的話，則有T'=(M-Mo)V/P，這個T'就是政府要爲國企改革，金融機構調整，建立規範制度所支付的帳單。
個人以爲開放人民幣市場應該至少放在2010年後，爲T'的充分貼現提供足夠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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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jikou)
仰望星空，同樣，和你討論問題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經濟學是十分枯燥的，你們學經濟的人首先要耐住寂寞。討論任何問題，特別是經濟學問題更需要洋溢激情，使枯燥的字符中跳動智慧。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必須有科學和完整的世界觀，才能提出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真知灼見，雖然他們之中的某些人可能沒有改造這個世界的機遇。從辨證思維的角度看，我投全票。
你提到了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是“凱恩斯革命”的產物，迄今已經發展得比較完整。但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一個致命弱點就是缺乏合理、穩固的微觀經濟學基礎。一方面造成微觀金融理論在模型演繹中完美無缺，而在實踐中往往形成集合謬誤，例如“布萊克——斯克爾斯”期權定價模型被讚頌爲“20世紀金融領域的重大發現”，兩位經濟學家並被授予了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由他們領導的美國長期資本公司並沒有避免投機失敗直到破產的命運。改善了的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New Keynesian economics)、後凱恩斯主義(Post Keynesian economics)等學派給金融理論的發展留出了一定的空間，在此空間之內，金融理論不斷嘗試着尋求新的突破。對於一個不直接從事經濟工作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屬於哪個陣營，即使屬於也是認知上的。我認爲，任何經濟理論必須能夠正確指導實踐，特別是中國的經濟活動，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
現代金融理論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無數的經濟學家沒有意料到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理論體系的支離，理論結構的不完整，理論分析有失偏頗，一個不用數學公式表達的金融理論模型很難得到認同，以至於“偉大”的金融學家們不得不頻頻從數學家中間產生。
你問到，貨幣方程中流通速度放慢的證據是什麼?此前，這個印象是近年來我從有關資料和報道中看到的，只是定性的。根據你的疑問，我查到了國家信息中心2000年發佈的一組數據，供參考：
進入90年代以來我國廣義貨幣流通速度處在長期持續下降的過程之中，1996～1998年廣義貨幣M2的流通速度(V2)每年分別下降7.3%、7.9%和7.4%，年均下降7.5%。1998年我國的廣義貨幣流通速度僅爲0.76左右，因此，儘管1998年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比1997年增長14.8%，增速適當，但是絕不能認爲1998年我國廣義貨幣流通量增長適當。實際上，1998年我國廣義貨幣流通量僅比1997年增長6.4%，增速比最近8年來20%左右的廣義貨幣流通量平均增速低了近14個百分點，嚴重偏低。1999年我國廣義貨幣流通速度繼續下降，延續了1998年廣義貨幣流通量增速嚴重偏低的趨勢。
我沒有查到2000年以後的貨幣流通速度資料，估計應該處於慣性延續狀態，因爲沒有看到有關支撐性報道。
如你所說，我在上帖提供的貨幣增長方程，只是一個通用的表達方程。而在貨幣政策的具體執行中，中國人民銀行是在貨幣交易方程MV=PY的分析框架支持下，依據事前預測的經濟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規劃貨幣供應目標：將交易方程式兩邊取對數並微分，可得dm／m+dy／v=dp／p+dy／y，即貨幣供給量增長率與貨幣流通速度增長率之和等於物價變動率與國民收入增長率之和。實際計算中，物價變動率依據商品零售價格變動率推定，國民收入增長率取GDP增長率，而流通速度增長率依前些年度所得經驗數據預測。據此，可推定M1(狹義貨幣)增長率，並以其爲中心值，取定M2(廣義貨幣)的增長率的變動範圍。而實際上，目前常用的方法是，用名義GDP除以同一時期內的貨幣存量(即貨幣流通量)。因此，爲了使測算到的值最大限度地接近實際值，就應該從GDP中減去存貨部分，加上進出口差額。當年GDP加年初存貨減年末存貨，加淨進口，這就是由本國貨幣所實現的交易額，這一交易額除以相應的貨幣流通量，就等於貨幣流通速度。這樣計算的貨幣流通速度就更精確了。
90年代中期以來的中國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至少部分地成爲同期內貨幣供應量的增加而未能明顯地擴大有效總需求的重要原因，貨幣流通速度放慢也成爲制約我國近年來積極的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結合我國近年的經濟實踐，具體全面地分析我國貨幣流通速度趨緩的原因，具有重要意義。
我順便提供你一個情況，中國人民銀行從2001年7月份起,已經將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計入廣義貨幣供應量M2。修訂後M2的統計口徑爲：M1+居民儲蓄存款+單位定期存款+單位其他存款+證券公司客戶保證金，就是說，央行調整了廣義貨幣公式。其意義非常明顯，不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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