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辣子)

　　昨天是陰曆七月十五。在所謂“鬼節”的晚上，我們這座一千多萬人口的城市，燒掉了一片森林。真的，不騙你，大家小巷到處是火光，如果你有眼就可以看到。我有些心疼，那些被燒的紙張雖然是再生的，其最初的原料也是木材啊，它應該有更好的用途的。

　　浪費資源是一方面，更關鍵的是觀念的陳舊。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天津市民是缺乏個性的羣體，如果你看到了某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你就差不多瞭解了幾乎所有天津人的生活方式。譬如婚喪嫁娶，家家都一樣，千篇一律，毫無個性可言。由很多從衆從俗的生活方式判斷，天津人的生活是缺乏新意的，多是做給別人看，只要合乎風俗禮儀，便可主賓大悅。

　　當然，我承認，寄託哀思固然是無可指責的，如果反對寄託哀思，那是不近人情的。但是，我們有理由萬衆一心地用同一種方式去寄託嗎？我們可以反省一下，我們一定要在清明節那幾天數百萬乃至數千萬人地涌向同一個地方去一次次地體驗擁擠嗎？我們一定要在陰曆七月十五的晚上到馬路上去燒掉一片森林嗎？早晨，街上由近而遠滿目的黑色灰燼讓我感到又一次的心靈震撼，我感到我們的觀念絕對大有更新的必要。而且，據說鬼節的燒紙並非出於寄託哀思，而是給死去的人送去一些“錢”，防止死鬼找上門來，這已經是迷信了。

　　據悉，南方一些城市中，市民已經開始自發地分流“寄託哀思”的方式了。他們中的一些人把掃墓的時間挪到了清明節以外的公共假日，如五一或十一，甚至有些人乾脆全家聚到一起去公園遊園，代替去陵園掃墓的形式，因爲親人的骨灰已經深埋了，無墓可掃。至少他們的報紙上是這樣說的，那是一種積極的引導。而天津的媒體多年以來在移風易俗方面似乎並沒有什麼可圈可點，反而推波助瀾，譬如介紹和褒揚增開專線運送人流去墓地的便民公交車。我不知道外地人或外國人看到這些會怎麼想，會認爲我們對親人的感情篤深無比呢，還是認爲我們堅持一種舊的觀念而不肯變革？包括過年也是一樣，在隨着時代發展“年味”其實已經逐漸淡化了的今天，本地媒體仍在不遺餘力地製造年味、留住年味，似乎總是不想有所改變，在震耳欲聾的炮仗聲中喋喋不休地述說着一年又一年的老日子。我總覺得，天津人似乎有意無意地試圖用風俗來麻醉自己，掩蓋缺乏個性競爭力的現實。

　　任何一種觀念的變革都需要前驅者，如果魯迅先生那一代留洋學生不帶頭剪掉辮子，可能至今我們還在拖着它，照樣會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老頑固會諄諄教誨我們，他們尊重傳統比尊重自己的性命還過分。我想我是不是可以做那種反潮流的人物呢？從我在生活中(譬如婚喪嫁娶)不斷挑戰舊傳統的歷史來看，我應該是可以爲我自己驕傲的。我母親去世整十年了，我很懷念她，真的，每每都會落淚，但是我並非每年的清明節都去北倉掃墓，我嫌人多太亂。在這十年裏，我也從來沒有到馬路上去燒紙，而我用自己的方式懷念母親，我堅持認爲這種私事是可以有個性的，不必從衆。我每年都會在母親節前夕用心寫一篇懷念母親的文章，因爲母親節前後恰好是我的生日，在這個雙重紀念日裏懷念母親，對於我來說再合適不過了。爲什麼我們不能在某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紀念日裏懷念親人，而一定要在一個相同的日子裏跑出去表演給別人看呢？我懷疑那不排除有表演的成分，因爲懷念可以是獨自的，可以是在家中的，甚至可以是在心裏的，不必拘泥於某一種形式，何況有些形式並不是可取的，譬如在清明節的大風天裏放火燒紙。

　　我是無神論者，我從不認爲那些燒掉的“錢”會被母親收到，母親只活在我心裏。因爲不信有鬼神，所以我沒必要爲了不信的事去從衆，如果明知是假的還要去做，那肯定就是表演了，以免被別人指爲不孝。表演畢竟不違法，可問題是，做模做樣孝敬死人的表演實在太多了，譬如在晚間遊蕩的那些吹吹打打的“送路”隊伍，那種氣氛頗有些擾民——你可以回家去哭啊，大半夜一羣白衣人跪在馬路上哭，小孩子看到會嚇壞的。

　　即使是真的有神論者，又怎樣呢？在新加坡，有次我問一個基督徒，爲什麼你們不給上帝磕頭？上帝長什麼樣子，爲什麼他不像中國的神一樣有個看得見的模樣啊？基督徒說，主在我們心裏看顧着我們，他可以看見我們而我們看不見他，所以我們沒有偶像崇拜，那些都是形式。我說，你們每個週日都要去教堂做彌撒嗎？他說，不一定，如果忙不開，你可以不去，那不表示你不虔誠，只要主在你心裏，形式都是次要的。但他說，但還是有很多人追求形式，那些追求形式裏的人也不都是好人，連惡人也有，因爲惡人並不真信主，他只能藉助形式讓人相信他是好人。我說，你們不管他嗎？他說，信主的人不會計較別人的惡，因爲神不會拯救那些不信的，他不會得救就是懲罰了。反正我雖然聽得一頭霧水，也得知有神論者可以不追求形式，只要真信。而那些馬路上燒紙的人，都是真信有鬼神的麼？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