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2015年4月5日,本市實現遺體捐獻累計521人
今年清明節,趙永華和往年一樣到薊縣元寶山莊生命紀念園參加悼念活動,園中的“奉獻碑”上鐫刻着本市所有遺體捐獻者的名字。趙永華用手指着、細數着。作爲遺體捐獻宣傳員,碑上521個名字中有三分之一是他熟悉的;而作爲遺體捐獻志願者,總有一天,他的名字也會出現在那裏。
在紅橋區佳園北里一處不足30平方米的單元房內,我們見到了再過4個月就滿70歲的趙永華。走進這“一間屋半間炕”的小房間,一張書桌和一個衣櫃在右手邊的牆角里平行擺放連成簡易的條案,條案上整齊排列着43個裝滿手寫資料的文件夾,一部電話、一個老年人專用的大按鍵手機也放在上面。這裏是“天津市遺體捐獻志願者宣傳服務小組”的“根據地”,也是小組創建者、組長、遺體捐獻志願者趙永華的家。
趙永華不足30平米的家至今還要每月上繳房租
“當年打算捐獻遺體純粹是爲了省錢。”談及“遺體捐獻”這個老百姓只曾聽說卻不熟悉的概念,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趙永華的理由很簡單。1993年夫妻二人雙雙下崗後,趙永華一家4口人,月收入總共纔有420元,日子過得很是拮据。1998年,一次在媒體上看到關於遺體捐獻的報道後,趙永華與妻子倆便有了也把自己捐獻出去的想法。“殯葬花費省下來,給兒女留着,多好。”趙永華說。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天津就開展了遺體捐獻工作,然而直至1998年趙永華準備把捐獻的想法付諸實踐時,還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爲了找到遺體接收單位,趙永華跑遍了市裏所有醫院,卻沒有一家可以接收。最終還是天津醫科大學答應幫他辦理捐獻申請。爲了避免“一時衝動”,學校老師給趙永華詳細講述了遺體捐獻的知識、用途、意義,並帶他參觀了學校的“生命意義展室”,介紹了老校長、天津遺體捐獻第一人朱憲彝的事蹟。原本裝在心裏淺層位置的簡單初衷,隨着對遺體捐獻的深入瞭解,開始在趙永華的認識中紮根,也更堅定了他要捐獻的念頭。
然而,光老兩口自己願意,這事兒還辦不成,必須有家屬簽字。趙永華有一兒一女,聽到父母想捐獻遺體,孩子們強烈反對。爲了能做通子女的思想工作,趙永華和妻子便和孩子們打起了“拉鋸戰”。曉之以情,動之以理,這一勸就是4年。4年間,來自四面八方的“難聽話”始終在趙永華耳邊響個不停:“甚至有人說我們是窮瘋了,要賣器官掙錢。”“不聽就不彆扭,不彆扭才能做下去”,趙永華把耳朵堵上,心一橫,誰也動搖不了他。
做了志願者,又當了宣傳員,趙永華開通捐獻熱線,幫人們解答捐獻疑問實現捐獻心願
2002年3月31日,趙永華清晰地記着這個日子,他和妻子終於完成了捐獻遺體的公證。公證做完了,“天津市遺體捐獻志願者宣傳服務小組”的牌子也被他掛在了家門口。經歷了想捐無門、不被理解等辛酸事兒,趙永華決定做個宣傳員,幫想了解的人做介紹,幫想捐獻的人實現心願。接聽熱線、印表送表、帶領公證、定期家訪、臨終關懷、完成捐獻……原本只是爲了“省錢”,可如今,趙永華卻往裏着實搭了不少錢。去年春節,正趕上下大雪,趙永華接到漢沽一個捐獻者去世的消息,他穿戴嚴實站在路邊等了半天也攔不到車。等終於打上車,到了漢沽,趙永華才發現打的費竟要200多元。這些錢,沒人補給他。生活中習慣隨手撿拾廢報紙、空水瓶爲了賣掉省倆錢的趙永華,做志願宣傳員花錢卻從沒心疼過。
在外人眼裏,趙永華是個有着一腔熱忱、待人真誠、對事負責的人,而他自己卻說,做這些事兒全當“玩兒”。而在這13年“玩兒”的過程中,趙永華卻做了很多“不容易玩兒”的事兒。 2006年之前,遺體捐獻者做每項公證都需要交200元公證費,趙永華覺得不合理:“本來就是奉獻,做好事兒,怎麼還要收這麼多錢呢?!” 爲了給遺體捐獻者免除公證費,性格並不圓滑的趙永華拍過司法局的桌子,摔過相關部門領導的電話。他像“串門”一樣天天去爭取,終於在2006年12月21日,司法局對全市各公證處提出要求:即日起辦理捐獻遺體、捐獻眼角膜等公益性捐贈行爲公證一律免費。
趙永華“玩兒”出了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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