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0日星期六，上午8點半，河北區江都路街如皋里社區居委會剛開門，屋裏就已經站了三四個人，一問都是來諮詢法律問題的。這時又有兩個人走進居委會，工作人員小李上前詢問，同樣是來諮詢的。小李有些爲難：“按照‘規定’只接待前三位，您二位下週再來吧！”“我們是從河東區專程趕來的，就讓我們在這兒等會兒吧。”接着，又陸續有人走進居委會。小李逐一進行了“勸退”，但也都被堅定地拒絕了。“賈老的家人囑咐我們只讓他接待三位。這可不是他耍大牌，全因爲賈老只要看見有人來了，不管多晚多累肯定要幫人把疑問解了。所以，如果人太多，擔心他身體吃不消。不管怎麼說，也是81歲的老爺子了。”小李跟我們解釋了“限量”的緣由。正當這時，居委會裏突然騷動起來，只見一位身穿黑色棉服、頭戴貝雷帽的老人走了進來。“賈律師您可來了”，焦急等待的人們一下子圍了上去。

初見賈維義，我一時沒反應過來。眼前的這位老人，和從他個人事蹟報告會以及諸多先進人物頒獎典禮現場的照片上看到的不太一樣。本以爲他會是一位身高一米八以上，身形略魁梧，專爲老百姓懲奸除惡的健壯老漢。而被人羣簇擁着的賈維義，身高目測只有一米七多一點，偏瘦，有深深的眼袋，兩鬢的白髮從帽子底下露出來。儘管如此，這位已過耄耋之年的老人看起來仍要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精神飽滿，步履矯健，嗓音更是鏗鏘有力。

“實在對不起大家，來晚了。”賈維義一進屋便馬上跟久等他的人們道歉，“剛在路上被人認出來，攔着我諮詢法律問題，我說不行啊，有好多人等着我呢，結果還惹得對方不太樂意，說碰見了都不給解答解答。”賈維義無奈地笑了笑，便趕緊走進居委會專門爲他準備的“老賈調解工作室”。“排在第一個的是哪位啊？”沒做任何休息，賈維義帶上助聽器，開始了9年來幾乎沒有間斷過的每週六義務法律諮詢工作。

賈維義是河北區司法局的一名退休幹部。2006年，他和所居住的如皋里社區居委會商議決定將每週六定爲義務法律諮詢日，免費爲鄰居們解答法律疑問。這個“鐵打”的“星期六約定”從9年前定下，就一直堅持到了今天。不過，要說起賈維義爲街道社區鄰里鄰居在法律上做出的幫助，還得再往前推3年。

2003年12月，江都路派出所打算成立一個羣衆性的調解組織，幫民警們一起處理民事糾紛。有着幾十年法律工作經驗的賈維義便首當其衝成了這個被大家親切稱爲“羣衆小法庭”的成員之一。雖叫“小法庭”，可它卻對推進派出所工作以及緩解警民矛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纔剛剛成立沒多久，“小法庭”便迎來了第一起糾紛。都說遠親不如近鄰，可鍋碗瓢盆、生活瑣事在門與門間隔不足兩米半的一層樓兩戶人家之間還是容易因誤解與不寬容而引發“戰爭”。住在同一層樓的兩位鄰居老王（化名）和小趙（化名）平日裏因爲種種小事心中早對彼此產生了不滿。這一次，兩人又面對面地爭吵起來。隨着爭吵的升級，兩人廝打在一起。氣急攻心的老王隨手撿起腳邊的磚頭向小趙砸了過去，而年輕的小趙一個轉身躲開了。躲過這一遭的小趙也不甘示弱，撿起剛險些砸到自己的磚頭給予了老王“回擊”。年長一些的老王可沒有小趙的靈活身手，磚頭徑直地拍在他腦袋上。老王被砸傷住進了醫院，兩人的糾紛也鬧到了派出所。老王向小趙索要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共計40000多元，小趙覺得不合理始終拒絕賠償。民警調解了一個多月，一直沒能解決。於是，案子便被轉到了“羣衆小法庭”。

回憶起在“小法庭”接手的這起案件，賈維義記憶猶新：“當時那位受傷的長者索要的賠償並不合理，我對他說你要什麼賠償就得拿出相應的證據。哪些沒有證據，哪些錢就不該給你。”老王索要精神損害賠償10000多元，賈維義說你這不屬於受到不法侵害而遭受精神痛苦或精神受損，這個錢一分沒有；老王又要營養費5000多元，賈維義說住院補助一天30元，你住半個月，只能給你450元；老王又拿出一厚沓打車票，要求賠償看病的交通費，賈維義翻開老王的病例記錄，並根據醫院與老王家路程遠近，一天一天覈對，把不符合的一張張挑了出來……隨着一項項檢查和評判，賠償金從40000多元降到了8000多元。面對嚴謹的法律條文規定，老王只好認同，而小趙也痛快地交出了賠償金。這場持續了幾個月的糾紛案件，最終在“羣衆小法庭”得到了有效解決。派出所既沒因此事佔用太多警力，鄰里間雞毛蒜皮的小糾紛也沒鬧上正式法庭，避免了事件雙方損耗更多精力和財力。

賈維義說：“家庭和美，鄰里和睦，社區才能和諧。在‘羣衆小法庭’義務調解工作的經歷使我意識到了讓法治精神走進社區已迫在眉睫，知法、用法、守法、護法對維護一個社區的和諧與穩定至關重要。”正是由於這個念頭，“週六義務法律諮詢日”以及後來成立的“老賈調解工作室”便成爲如皋里社區和江都路街轄區內七個社區的法律諮詢和人民調解陣地，賈維義也成了這個陣地的守護人和宣講員。

“過去水鋪賣水，爲了方便舀水，鍋蓋分成了兩半。俗話說‘水鋪的鍋蓋兩拿着’，就好比您和您老伴的房產權，你們如果想把房產留給小孫子，去公證處立遺囑時，就需要倆人都確認同意。”

2013年“老賈調解工作室”成立

杜奶奶（化名）是當天來找賈維義諮詢的衆多人中比較特殊的一位。她坐着輪椅，由助老志願者推着送到居委會，一個八九歲樣貌的小男孩一直陪在她身邊。她說：“我今天是來諮詢撫養、贍養和房產問題的。”今年65歲的杜奶奶和老伴帶着小孫子一起生活，唯一的兒子多年來從未對他們二老盡過贍養義務，更沒有對孩子盡過一絲一毫作爲父親的責任。現在他們連兒子住哪兒都不知道。杜奶奶和老伴身體特別不好，日常起居多靠才上二年級的小孫子打理，他們希望通過法律讓兒子能回來照顧他們，儘儘孝。聽了杜奶奶的講述，賈維義先是安撫了老人的情緒，承諾會幫他們找律師，官司不用掏一分錢。不過，因爲不知道杜奶奶兒子的住址和工作單位，賈維義告訴杜奶奶得先去查清楚，“不知道地址，即使告了，也沒地方送通知書啊。”

知道了走司法程序這條路接下來的方向，杜奶奶心裏些許有了底，但還有一個擔憂一直纏繞在她和老伴心頭。“我家房子是私產房，在老伴名下，我倆身體都不好，想盡快把繼承權交給小孫子，怕萬一哪天我們‘走了’，房子落到兒子手裏，以後小孫子可怎麼辦啊？”“這個容易，去立個遺囑就行。”賈維義還用“水鋪鍋蓋兩拿着”的通俗比喻爲孫奶奶講了做遺囑公證時的流程。“不過，”話鋒一轉，賈維義並沒有鼓勵孫奶奶現在去做這個公證，“孩子還未成年，孩子父親還是他的監護人，您不如等孩子成年了再去立這個遺囑。現在您就好好養身體，看着小孫子健康成長，20年後再立也來得及。”“可我們身體不好，怕等不到那天……”“您看您比我還小十幾歲呢，可不能這麼想，我陪您一起等，20年後我來幫您找人辦這件事兒。”兒子的不盡孝以及病魔的纏繞讓杜奶奶對接下來的生活很是悲觀，賈維義一邊用法律知識爲老人解疑，一邊還要做心理疏導，可謂是用心良苦。

和爲杜奶奶做法律解答的情況相類似，幾乎每接待一位諮詢者賈維義都要用去半個小時，有時甚至一個小時的時間。整個過程中除去聽諮詢者講述情況和提出疑問，其餘時間賈維義幾乎是一直在滔滔不絕地講話。爲了幫對方講解清楚、分析明白，同樣的話有時要重複很多遍。遇到諮詢者文化水平不高或有難理解的部分時，賈維義還得舉例子、打比方，想方設法把生澀的法律條文變成通俗易懂的白話、故事。由於來進行法律諮詢的人大多是遇上了難事兒，焦躁、沮喪、絕望的情緒難免會在交談中不經意地表露出來。發現對方情緒不對，賈維義便要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同時兼顧起法律顧問、糾紛調解員以及心理疏導師三重身份。

人們常說“法律無情”，然而從賈維義口中講出的法律卻處處充滿人情味兒。惹上官司不再是什麼丟人的事兒，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合法利益不受侵害纔是硬道理。賈維義用接地氣兒的話語，讓每一位走進“老賈調解工作室”的人在得到了專業的法律解答之外，更感受到了法律的“溫度”，而這“溫度”也恰恰將人們與法律之間無形的“隔閡”打破，拉近了人與法的距離。

1934年1月生人的賈維義，即將迎來他81歲的生日。60多年前，年僅20多歲的賈維義還只是公安局的一名民警，對工作盡職盡責、表現突出的他屢次立功受獎。但隨後動盪的歲月讓賈維義不得已與公安工作暫時告別，被分到工廠成爲了一名工人。1982年，賈維義重回公安司法系統，成爲司法局的一名律師。轉眼間到了退休年齡，賈維義仍不捨律師工作，以退休“不退崗”的形式繼續將他全部的時間與精力奉獻給法律事業。而自從加入“羣衆小法庭”後，賈維義更是踏上了他義務普法的“長征路”。

9年時間，賈維義親手書寫的諮詢記錄有近百冊

2006年至今，賈維義每週六義務爲百姓進行法律諮詢，9年時間裏累積處理案件2000餘件，接待羣衆800餘人，親手書寫的諮詢記錄更有近百冊。除此之外，賈維義還積極開展“送法進社區”、“送法進校園”等普法活動，舉辦法律知識講座100多場，參與的社區居民、學校師生家長上萬人，並被多所中小學聘爲法制教育輔導員、法律顧問。如今，只要有社區或學校打電話過來邀請賈維義去講座，他從不會回絕。他說：“有想了解法律知識的渴望是好事，我願意走近他們，把與他們切身相關的法律講給他們聽，若能對他們起到幫助，解決他們遇到的法律難題，就非常值得。”

以前，賈維義還有一部“法律熱線”，社區發放的“法律服務便民卡”以及公告欄的“通知”上都會寫有這部熱線的電話號碼。而如今，賈維義說熱線已經不接了。“耳朵不行了，即使帶着助聽器電話裏的聲音也聽不太真。有時有人打來電話，我也只能告訴對方有時間最好週六來居委會，我當面給解答。”

賈維義10多年來一直以領軍者、帶頭人的姿態走在他的這條“長征路”上，也有很多年輕法律工作者跟隨他的腳步走上義務普法道路，而他奔波於社區和學校的忙碌身影以及爲羣衆解答法律疑問、化解法律糾紛時清晰的條理和嚴謹的話語，總是容易讓我們忘卻他已是一位81歲高齡的老人。

採訪當天，賈維義正爲一名來訪羣衆解答法律疑問，居委會工作人員小李敲開了房門：“賈老打擾一下，您老伴來電話讓我們提醒您吃藥。”“哎呀，又忘了，”賈維義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紙包，裏面放着紅色白色大小不一的一些藥片，“抱歉，稍等一下，我先把藥吃了。”賈維義說，幾年前他得過腦栓塞，心臟也一直有問題，還曾經因爲腰間盤突出杵過幾個月的柺杖，身上大大小小的病有不少。有些病醫生不願意跟他透露太多，他也跟我們輕描淡寫地一句帶過：“我看吃的那些藥反正都是治療癌症的。”就是這樣一位老人，當我們問他有沒有過週六身體不舒服不想來居委會給大家做諮詢的情況時，賈維義回答：“身體不舒服的情況，有；不來的情況，沒有。”“有的人早上5點不到就來居委會門口等着，有的人是從市內六區、四郊五縣甚至北京趕來的，也有時候一天能來40多人，一直解決到下午三點還結束不了。說不累，那是假話。累是累，但這麼多人等着我，需要我幫忙，即使有些不舒服能忍也就忍了。”

賈維義，“維”護正“義”。就像他的名字一樣，他一輩子把“法”字放心間，用公正做天平，答疑解惑，化解糾紛，把羣衆的利益視爲最寶貴的東西。賈維義說這條“長征路”還得一直走下去：“我還得繼續學習啊，得與時俱進！”這條路或許並沒有盡頭，賈維義要用一生去走，而在他精神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年輕律師、年輕司法人也定會繼往開來，將法治精神繼續傳承下去。社會和諧纔是法治精神的最終歸宿。（北方網新媒體記者楊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