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津南區北閘口鎮澤惠園社區的一間地下室裏，堆放着上百套電影膠片。由於膠片對儲存環境有要求，地下室裏14度左右的溫度和65%左右的溼度剛好合適。《東方紅》、《太行山上》、《地道戰》等百姓耳熟能詳的名字被田洪有整齊地寫在膠片盒上，因爲這些全都是他的“寶貝”。和這些“寶貝”一起放在地下室的，還有裝在紅色包裝盒裏的一個個晶瑩剔透的獎盃。“天津市優秀志願者”、“優秀文化志願者”“最美鄉村人”、“天津市‘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先進個人”……被問起爲何不將這些重要的獎盃擺放在家中時，田洪有說，他所做的一切並不是爲了拿到多少榮譽，而是“每次看到大家被電影吸引住的神情，俺就從心裏高興。”

作爲揹着放映機走街串巷的電影義務放映員，田洪有已經幹了20年。

在北閘口鎮澤惠園社區的一間地下室裏，堆放着上百套電影膠片，這些全都是田洪有的寶貝

70年代初，電影普及的浪潮鋪天蓋地地來到天津津南區北閘口鎮。在田間地頭整日勞作的村民們，天天盼着的就是電影放映隊的到來。“今天晚上我大隊演電影。”每當北閘口村廣播站的大喇叭響起這樣的話，鄉親們就能看見一個6、7歲的嘎小子早早地搬着小板凳，拿上蒲扇跑去場地眼巴巴地等着電影開場。這個嘎小子就是田洪有。說田洪有是個電影迷，不如說他是個電影放映機迷。因爲每次他都要擠過人羣，站到放映師傅旁邊，看着師傅轉動機器播放電影。日久天長，逐漸長大的田洪有蠢蠢欲動，琢摸着怎麼能像放電影那樣把影像弄到幕布上。經常跟着放映隊忙前跑後打個雜，他把撿到的廢棄電影膠片全部小心收起來。幾塊木板、燈泡、放大鏡……用隨手拾來的材料，12歲的田洪有竟鼓搗出來一臺屬於自己的幻燈機。在村委會後牆的一小塊地方，田洪有擺上個小凳子，把洗乾淨的面口袋當幕布，將撿到的膠片用幻燈片放給村裏的孩子們看。“大夥還都倍兒愛看！”從放幻燈片給“觀衆”帶來快樂開始，“放電影”的夢在田洪有心中就算是發了芽。

“那時總夢見擁有了一臺放映機，可一醒來發現又是場夢。”田洪有說。

隨着工業化的不斷完善，進入80年代後，村裏開始有了黑白電視，放映隊再來放電影，觀衆一下子就“縮水”到10多個人。逐漸，放映隊不再租片，拷貝也都送進了倉庫。田洪有還記着村裏最後放的影片是《黃河少年》，電影開始與他漸行漸遠，那顆埋在心裏的“電影夢”也打了蔫。一直到了1994年末。

那是一個雪天。田洪有特別感激這一場雪，讓他能再次與本以爲只能在夢裏相見的電影放映機重逢。那天，村委會讓田洪有幫忙拉一車煤。屋外下着雪，煤卸外面肯定要溼了，於是村幹部打開了倉庫的大鐵門。門一開，天光照進去，田洪有一眼就打見了放在牆角的一臺放映機，心臟撲通撲通地快要從嗓子眼裏跳出來。卸完煤，田洪有立馬找到負責人表示想買，可一問價錢，竟要1000塊錢。以拉煤爲生的田洪有，一趟活才能賺10塊錢。爲了能趕緊把放映機抱回家，田洪有咬牙開始玩命存錢。加班加點拉煤，撿破爛賣廢品，甚至揹着媳婦把煤廠老闆送他過冬的一車煤給賣了……就這樣，一年後，田洪有買下了那臺在倉庫放了20多年、落滿厚厚灰塵的“祖父級”放映機。

費盡周折把已經不能轉的機器修理好，田洪有又開始爲“去哪兒學摸電影膠片”發愁。後來聽說市裏有個電影廠倉庫，田洪有就奔了過去。頂着夏天裏毒辣辣的太陽，他倒了幾趟公交車纔到，又一頭鑽進悶不透風、漆黑一片的倉庫裏一盒一盒地找。在翻出了幾盒種棉花的紀錄片後，一個寫着《戰上海》名字的膠片盒進入田洪有的視線。“就它了！”擁有了自己的第一盒電影膠片後，田洪有正式開始爲百姓義務放電影。一盒電影不夠放，田洪有又養成了逢人就問哪裏能淘換到電影膠片的習慣。

對於個人，每得到一盒電影膠片都不容易，田洪有格外珍惜

當時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總是給田洪有潑冷水，笑話他冒傻氣。“田叔兒，現在都看電視劇了，誰還想看看電影啊！”電影走向了沒落，幹着這麼個“夕陽產業”，還不收錢，“這不是傻了，不是瘋了，是什麼！”連田洪有自己都常常自嘲。因爲隔三差五從家裏偷偷拿錢去買膠片，氣得媳婦差點因此跟他離了婚。可就是這樣，田洪有也從來沒想過放棄，反而越幹越帶勁。

一年夏天，田洪有去離北閘口村8裏地的翟家甸村放電影，剛放一會兒，傾盆大雨從天而降，村民們四下而散，土地面的打穀場一下子和了泥。田洪有迅速拔下電門、把衣服脫了罩在機器上，抱起來就往一旁的廁所跑。那裏是周圍最近，也是唯一能避雨的地方。廁所裏臭氣熏天、蚊蠅橫飛，田洪有用身體護着機器，蹲在廁所門口。雨絲毫沒有要停的意思，反而越下越大。他在廁所裏足足蹲了一晚上，被叮得全身是包，薰得腦袋疼了好幾天。還有一次，田洪有約好了要在北閘口鎮宣惠園放電影，但那天他不巧發燒了。妻子看着他39度的高溫，死活不讓他出屋。可田洪有不管那一套，趁着妻子出去買東西的空隙，拿上“家當”就溜出門了。電影剛放了一半，妻子追了過來，她含着淚對看電影的人們說：“我們家老田真是不要命了，他還發着燒呢！”聽到這個，大夥坐不住了，勸田洪有趕緊回家休息，可他卻執意要放。大家只好請來大夫，給田洪有輸上液。就這樣，田洪有一手放着電影，一手輸着液，愣是把這部電影放完了。

被問起爲何要如此執着，田洪有說前幾天津南養老院院長給他打來電話：“老田啊，什麼時候來給我們放場電影吧，要那種老盤子的啊！”他二話沒說選了幾部受老人們歡迎的抗戰電影，提上裝着放映機、音箱、幕布的大箱子就趕了過去。“村民們有時看見我也總是會拉着我問啥時來放電影。”田洪有說，大家看時高興，看不着還惦記着，是最讓他開心的事兒。

20年來，田洪有不僅義務擔當了電影放映員，還成爲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義務宣傳員。清明或冬季乾燥時節，田洪有給大家放農村防火知識的片子；春節前後，外出務工人員回鄉高峯時，他就給大家選計劃生育的片子；哪個村子種什麼、養什麼，他就精心地挑選些對路的農業技術科教片……

田洪有曾榮獲“天津市優秀文化志願者”稱號

一次，田洪有帶着講述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屠城血證》到小澱鎮放映。居民們開始時還是看熱鬧似的一邊聊天一邊圍坐在幕布前，但隨着情節的深入，現場漸漸安靜下來。當畫面中出現日軍屠殺中國人的鏡頭時，鄉親們再也控制不住氣憤的情緒，抓起西紅柿、雞蛋、土塊和西瓜皮就砸向了“日本鬼子”。一位在一旁地裏除草的老大爺更是用手中鋤頭直接朝幕布砍去。電影放完了，田洪有寶貴的幕布變得髒兮兮、滿是窟窿。但他一點都不心疼，他說：“雖然幕壞了，但大家被影片所感動，我一點也不怪大家，能勾起大家的愛國情感，這電影放得值！”

在田洪有的帶動下，津南區一支12人的義務電影放映隊成立了，他們利用業餘時間義務送電影下村、進社區、進監獄、進工廠、進學校，行程遍佈山東、河北、天津，累計放映電影3500多場。不僅把精彩藝術通過光和影帶給人們，也把傳統美德撒在百姓心間。

20年間，田洪有不但在津南當地爲百姓播放電影無數，更已將愛心傳播到山東省、河北省等地

偶然得知一位山東沾化縣的抗美援朝老戰士半身不遂臥牀不起，非常想看《英雄兒女》，田洪有轉遍了天津市尋找電影拷貝，並趕赴山東在老人家裏放映了專場電影。老人的家屬要給田洪有200元辛苦費，卻被他婉言謝絕了。對方只好邀請田洪有在山東多住兩天。就是這兩天，讓田洪有和一個12歲的小女孩結下了終生難以忘懷的情緣。

女孩的父親聽說村裏來了位會放電影的老漢，便找到田洪有。原來，這個叫何玲的小女孩患有骨癌，因爲之前在醫院接受治療，錯過了學校組織觀看的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而更讓田洪有動容的是，何玲的媽媽在她3、4歲的時候，與她爸爸離婚了，儘管何玲拼命哭着攔着不讓媽媽走，但媽媽最終還是隻在她額頭上親吻了一下，就轉身離開了。從此她再也沒見過媽媽。來到何玲家，骨瘦如柴的何玲躺在牀上用充滿了期盼的目光望着田洪有，拉着他的手說：“叔叔，我想媽媽了。”田洪有鼻子酸了，他決定一定要爲何玲找到這部電影。

回到天津，田洪有沒有忘記約定，一頭扎進各個電影院倉庫。巨大的倉庫裏雜亂無章，堆積着如山的拷貝，倉庫保管員說，裏面至少有1萬部拷貝，而且許多拷貝連廠標都沒了，根本不知道是啥電影。但田洪有一點不敢怠慢，因爲他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山東有一個掙扎在生死邊緣的小女孩在等待着他。許多朋友被田洪有打動了，紛紛幫忙打聽，終於在塘沽的一家電影院找到了。欣喜若狂的田洪有撥通了何玲父親的電話，可電話另一頭傳來的卻是片刻沉默後低沉的哭泣聲：“孩子4天前就沒了，讓老田你受累了。”提到這件事，田洪有哽咽住了，淚水很快充滿他的眼眶。“孩子就這麼一個願望，我卻沒能滿足她！”此後，每當播放《媽媽再愛我一次》時，田洪有都會想起何玲躺在牀上無助的模樣。他說，這是他此生最大的遺憾，“等我百年之後，再見到何玲，一定要爲她在天堂上播放一次。”

2001年，全國開始推行農村電影放映“2131工程”，田洪有就盼着能加入進去。“我不是爲了能有什麼補助，就想能有更多片源。一是不讓遺憾的事再發生，二是也讓村民們能看到越來越多的新電影、好電影。”田洪有說。（北方網新媒體記者楊奕）